两个月来天天埋头翻译，不闻窗外事，上周末赶着交了残缺的初译稿，周一上午便到IFC稍微放松下紧张的神经。不巧刚好被敝院院长Johannes碰到。当时我真的很窘——在人人上班的周一上午不好好在studyroom写论文，却外出闲逛，怎么也说不过去。谁知道，当天下午，院长同志便遇到了更窘的事情——他到澳门大学参加研讨会，在澳门海关被入境署人员以其名字在“名单”上为由，“根据澳门内部保安纲要法”拒绝入境。
港澳两地尽人皆知：澳门政府不久前通过了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Act o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因为该法是为了落实两地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故一般被成为“23条立法”），从政府咨询到立法会通过所用时间不足两年；而在香港，“23条立法”在2003年因为种种因素、包括五十万市民游行反对，而被立法会搁置，至今仍未进入立法议程。院长同志当年曾是“23条关注组”的成员；其他组员之后成立了自称代表中产利益的“公民党”，如今立法会内的公民党议员悉为大律师；但同样身为大律师的院长同志没有参加公民党。
澳门和香港的居民同操粤语，之间却不乏相互看不起的小情绪。最普遍的，莫过于港人认为澳人见识少，而澳人则认为港人气焰高。两地文化、语言同源，制度由于宗主国的不同而各异——即便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框架下，依然相去甚远。所以，说是制度的差异导致了两地社情民意的区别，如果不用严格的方法论去检验，应该不算是荒唐的结论。作为一个也说粤语、也和两地的居民有部分接触的人，两地都有我喜欢甚至艳羡的地方，也都有让我哑然失笑的地方，不过从常人的眼光看去，我觉得他们之间的互轻，不一定没有道理。甚至，我对港人的好张扬和好争执有所保留。但这一次，我认为澳门入境署的决定是不可接受的，不是因为他伤害了港人的自尊，而是因为它旗帜鲜明地干涉了学术自由。
一个学者持有澳门学术机构的邀请函，却在入境前就被认为从事与旅客身份不符的活动；而此前的数年，他一直以这样的频率、方式到同一个学术机构教授比较法与国际法课程。不必动用诘屈聱牙的行政法“比例原则”，凭普通的逻辑就可以看出这个行政决定是多么的荒谬、没有根据（ill grounded, mal fondé）。当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一切关于出入境和移民事宜的针对非居民的行政决定，均不设复审救济途径。可是，这能避免法官的复审，却不能防止人们根据法律原理加以批评，更不能阻止人们基于各自的理想加以批判。在缺乏复审机会的情况下，没有决定过程的公开，没有决定理由的说明，只会滋生权力的滥用。而且，牺牲公民权利换回的，只是当局的盲目自信，而不是实际的安全利益。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对任何一种施政、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种思想立场，如果不允许人超越既定的意识形态藩篱，进行尽可能中立、持平的研究，根据历史的经验和事实的证据进行多次的审视、比较、评估、批判，这种施政、制度和思想立场，就不会进步，就不可能实现它号称要带来的益处。而上述的活动，就是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这个活动不可能由零星的个人或者一群信念一致的人完成，而是必须由彼此立场不一但遵循平等的理性辩论原则的人协作完成，而且往往需要不断有未必认同前辈信念的新人参与进来，才可能保证基本的中立、持平。这是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回的基本经验，如果说旅行者一号上要携带三条浓缩的人类文明经验的话，这完全有资格成为其中之一。当今的世界体制是在被二战摧毁殆尽的故土上重建的，学术自由是否得到尊重，可被视为评价一个制度是否文明的准则。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不论学术研究是否会影响本地通行的制度，当局也不要干涉其进行，只能让它在同行的砥砺辩难（peer review）中确定自己的方向。事实上，学术研究是否会影响制度，极难得到证明。因为它没有武器，唯一拥有的就是“批判的武器”，通过影响人心来影响制度；只有对自己的制度不自信的当局，才不敢露骨地控制人心，而试图控制“有可能”影响人心的学术研究。一个当局何时企图用“武器的批判”来铲除“批判的武器”，何时就失去了它的正当性。
当年香港政府就23条提出的草案，曾试图将一切收藏涉嫌sedition言论和书籍的行为入罪，遭到全港所有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联署反对。他们要求豁免图书管理员“辨别和审查书籍”的义务。反对声明中称，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让图书馆拥有均衡的馆藏（balanced collection）著作、论文和数据库，以便向教员和学生提供关于某个问题的全面信息（all sides of an argument），实现完整的了解（comprehensive view）。不清楚澳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在面临这种条文时会否坚决维护学术自；但他们应当警觉，澳门出入境署的此项决定，绝对是对学术研究的干涉。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施政上的不周全之失，但窥豹一斑，可见当局并没有把学术自由当作一个需要严肃考虑的对象。而且，当局既有此意，或放任下属如是而行，不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一国两制是中国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制度冲突的伟大构想，总设计师无疑想藉此让炎黄子孙放下成见，减少内讧，共同谋求比过去更美好的未来。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的制度互动、相互促进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没有中立、持平的学术研究，就难以发现制度冲突的真正根源，得出改善各自制度而最少损害民众利益的较好办法。港澳两个SAR（特别行政区），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策略有别，这个涉及学术自由的问题恰恰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只希望两地的当局真正重视学术自由，不在涉及基本权利的问题上竞相倒退，惟其如此，才不违一国两制的初衷。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尊重和保障人民自由方面步调一致的SAR，不愿再看到自欺欺人、拒绝接受批评、漠视民众需求的SA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