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行山外山

两年前的汶川，地震骤然降临，生灵涂炭，尤其是在号称抗震能力达标的校舍中的孩子。未及两年，玉树地震又骤然而至，同样有刚刚通过安全鉴定的校舍倒塌，众多孩子因而蒙难。

国人最重形式。汶川地震两周年忌在一片气象昇平、面向未来的氛围中展开。多么熟悉的气息，选择性的记忆，也是选择性的遗忘。若仁者关心教训是否得到吸取，责任是否受到追究，则或苦于无全面而真实的消息，或苦于探究真实消息的后果。有如公民调查的成员，发出113份要求公开倒塌校舍质量和善款使用情况的申请，悉被回绝，各级机关，自中央民政部至县教育局，划一回答，此类信息与尔无关，不必公开。有如《明报》记者，亲身调查发现灾后重建房又有豆腐渣，查诸当地要员，旋即被警车押回成都，亦遭赴港展示重建成果的四川官员矢口否认。更有犯有司之嫌而身陷囹圄者。凡此种种，莫不令人为逝者哀，为存者痛，为下一场不知何日降临的天灾与人祸而担忧。

既非亡者亲友，也非受苦受难，却同处无知之幕的阴影之下。若人不求体制之公平对待每一个体，作壁上观，则勿怪他日不公骤然及身，无复旁人呼号救济。

扪心自问，眼下没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但试着对抗遗忘是可以做到的。艾未未及公民调查团队的志愿者，和近千名twitter合作，录制了献给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声音作品《念》，由每位参与者念出和自己名字相近的名字，共5212个，时长3小时40分22秒，为冰冷的、被掩埋的名字填上一点点人性的体温。纵然力微，却在这个容易满足于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古老国度，第一次竖起了一幅用心寻找不幸同胞、记住平凡逝者的声音纪念墙。也许参差的声音不那么完美，但那连绵的、认真的、带着各地口音的念诵，能令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浮现在听者的眼前，其情其心，读者可自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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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合译的《蒙田的政治学》终于出版了。初尝译事，冷暖自知，但也有意外的收获。当时有一些感触，本想写到译后记里。但是，译者也是读者，只不过跟其他读者相比，和作品相处的时间更长一点，不应该僭越译者的权力，把散漫的私人见解夹带在书中强加给别人。于是，我改写了一篇介绍背景为主的译后记。

促使我还是提笔写这篇东西的，是陈冠中的小说《盛世：中国，2013》。

一、读《盛世》的零碎笔记

【以下含有可能歪曲原意的剧透，如果你有机会读到《盛世》，请暂时不要阅读。】

《盛世》的封面是亲切的中国红和正步向前的女民兵方阵。翻过这一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旗下的盟邦进入了“冰火期”——也就是紧接2009年短暂回暖之后的滞涨败局，而中国则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们的盛世已经降临。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洋溢在几乎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旺旺收购了星巴克，特饮“桂圆乌龙拿铁”畅销欧非拉；天语手机击败了iPhone，成为最受欢迎的电子阅读器。美术馆东街的三联总店里读者为患，历任《读书》的主编都放下成见，共同为成功的中国模式建言。“万圣书园”不在了，《南方周末》发文批判普世价值。北大的法律系有本科生立志加入领导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宣部，而在自称继承“五四”传统的名校里，有学者成立了面向政、企、军界才俊的读书班，从讲解施密特“分清敌我”的政治神学入手，传习精读西方和国学正典的治平理念。

主角之一是一个在香港出生、在台湾念书、在美国拿文学硕士的华人，先后当过台湾、美国和香港的报刊记者，在香港创办过杂志，写过剧本，带动过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最近十年居住在北京，和艺术先锋、资深学者、洪贾、政要多有来往，通晓两岸三地的华人心态，最终为大陆的强盛而感慨、感动。但是，因为迷恋一个追求理想主义的女人，让他一点一点地失去了满腔洋溢的幸福感。他渐渐发现，这种幸福感其实是不请自来的，仅余的没有感染过这种幸福感的人，竟是服用抗哮喘药的黑砖窑幸存者，吃抗抑郁药的下岗女工，轻度吸毒的天上人间小姐，精神偏执的麻烦制造者……倒是这些人，促使他一步步地靠近自己不愿正视的真相。

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大陆的，是香港的，还是海外的台湾和其他国家的，都躲不开对经济急速增长、社会基本稳定的“中国模式”表态，躲不开对跟这个模式相关的人祸、悲剧表态。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挣扎在各种价值体系的乱麻里，无法抽身，不管牵着哪一个线头，都没法为中国这个神秘的祖母量出一身得体的礼服（或者在一部分人的眼里，织出一件蔽体的衣服）。书的前半段，便是围绕这样的心态自嘲嘲他的，它试图勾勒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放弃思考和对“中国模式”表示臣服的大背景。主角在半嗨状态下说的一句话，可算是道出了这种无力感：“难道知识分子就要滚地雷？跟国家机器死磕？”。

如果问题到此为止，这充其量就是本自弹自唱的文人小说，但紧接着还有第二问：“我们用得着责怪一般老百姓失忆吗？应该强迫年轻一代记住上一代人的苦楚吗？现在大家的生活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既然连知识分子不愿独自承担着痛苦记忆的使命，普通百姓就更没有必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闲事了。小说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说明，“盛世”到来的条件，一是人们抓紧享受政府给的那90%的自由度，安居乐业，扩大内需，二是人们在经济危机之时对失去秩序感到恐惧，纷纷呼唤国家机器强大的“维稳”力量，三是人们主动忘却那些曾发生动乱的岁月，放弃对其根源的探究，从而让政府得以适时的“配合”，推行让人们充满幸福感的计划。身为知识分子的主角，和其他为揭露心目中的真相铤而走险的边缘人士，在这些听上去精深的原则和高妙的谋略面前，竟也底气不足，茫然不知出路何在。

这两条问题都出现在书的第136页。书的情节其实并非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但在琳琅满目的新词和让人会心一笑的种种影射当中，到处都散发着这些问题的味道。自然，小说不可能说出答案，但它已经言同代人所未言，足以让看多了和谐书籍的读者猛然一惊。

二、《蒙田的政治学》读后感

蒙田在洋洋洒洒三大本的《随笔集》里，没有对发生在他39岁那年的“圣巴托罗缪节惨案”[注一]表态。作为一个怀疑权威、提倡（至少不反对）宗教自由的思想家，却不提及这场集宗教压迫和政治镇压于一身的惨案，这让人们纷纷猜测蒙田的真实信念是什么，怀疑他的写作态度是否真诚。大概蒙田自己是不在乎这种议论和质疑的。他早就在书的序言里说过，他只为自己而写作，读者不必在他的书上浪费时间。他讨厌争论抽象的原则，不介意自己推翻自己的结论，他的想法是流动的。但如果他不介意在书中谈到自己的生理缺陷乃至性事，为什么要对这件“震惊法外”的惨案闭口不言呢？

我以前的理解很简单，蒙田不说是因为他忌惮。他在法院当了那么多年的审判员，看惯了同袍吃完原告吃被告，屈打成招，以信仰和言论入罪，目睹着王室要求每一个法官宣誓坚持天主教至上，在裁判中贯彻教义方针，因此他知道惨案绝不会得到司法的追究。他担任政治特使多年，又做过两任的波尔多地委书记，深谙许多政治决策根本未经深思熟虑，有时是政治人物心血来潮之举，有时是迫于时势的结果，事后却总不缺文人自告奋勇，为之描上光荣和正确的光环，因此他知道惨案恐怕也是掌权集团惊慌失措之下的决策。但不管一切多么虚伪可笑、腐败不堪，御林军的长矛和宗教裁判所的绞刑架可是冷酷的，实实在在的。当局把很多东西当成了不容侵犯的尾巴，而惨案无疑是最敏感的那一条。他缄默，或许是想留更多时间和缪斯女神独处，或许是想保存更多的实力推动政体的变革和社会的改良。就此而言，蒙田（也）是个老于世故的人。

但冯塔纳——《蒙田的政治学》的作者——却提供了一种更复杂、更丰满的解读。她认为，虽然蒙田与大家一样，有难言之隐，但他和很多人不一样，难言之隐并没有妨碍他的是非判断，没有妨碍他在与这件惨案一脉相承的其他事情上抽丝剥茧、引人自省，尤其没有妨碍他批判“国家利益至上”、“为崇高目的可不择手段”之类的机会主义原则，没有妨碍他引用反面的史料来推翻那些僭称掌握了历史规律的专家的断语。而且，他还从同代人对惨案的反应中看到了盲点：让惨案发生和延续的，不但有政治势力、政治信念和政体上的原因，还有不同阶层利益冲突的原因，更有个人天性上的原因。和同时代那些心系国家富强、希望跻身国师的博丹、马基雅维利不同，蒙田早早地认识到，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幸福，光研究政治制度的缺陷、掌权者的贤与不肖是远远不够的，每个阶层都有难以克服的缺陷，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朝某个方向发展的发条。

首先，冯塔纳认为，蒙田既猛烈抨击当权者滥用权力，也强调要为危机负责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上层。统治精英们无疑犯下了双重罪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掌控着事态，能影响民众，更因为他们本该对危机了解得更清楚。但是，蒙田同样赞成他的好友拉博埃西在《论甘受奴役》里的观点：人们被奴役的原因是他们选择做奴隶，一旦他们由于缺少勇气和美德，放弃反抗而屈从于暴政，他们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只有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时才会有自由；只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政体，才是公正的政体。

其次，冯塔纳指出，蒙田的目光还超越了这种着眼于“统治-甘受奴役”的古典共和主义政治观，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检视“滥权-被压迫”的现象。蒙田不认为“统治”是某种政治体制特有的，相反，他把权力滥用描述为一切人类组织的缺陷：它出现在个人之间的关系中，也出现在家庭、社会团体、部落、民族以及帝国各自内部的关系中；它甚至延伸到物种之间的关系上，因为人类倾向于肆意支配动物以及它们的自然环境，且常常滥用这种支配。渴求统治他人并不是有钱有势者特有的恶习；即便是最谦卑、最不起眼的社会成员，也会压迫那些在他们眼里比他们自身更为弱小的人，就如父母虐打他们的孩子，小孩子折磨动物，或者身体健全的人加害残疾人和精神错乱的人。这些本能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内，与同样出于天性的同情心和怜悯感相持不下。因为法律对它们鞭长莫及，蒙田呼吁人们必须及早通过教育和言传身教加以根除。

从这些分析出发，冯塔纳反对给蒙田贴上非此即彼的标签——要么是保守主义者，要么是价值虚无主义者。她坚持，蒙田仍然拥有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情怀。不论人们怎样猜测他的个人宗教信仰，他面对残忍和不公时的出离愤怒和与此相对应的慈悲怜悯之情，是在《随笔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基督教精神之一。蒙田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公正的主题，揭露人类所有法律的局限与不完美，以及法律实际执行中的缺陷；但在揭示人类的规则与制度的不足之外，蒙田认为人们在面对巨大的暴虐时，仍然能够瞥见上帝的正义真理。他强调，尽管人们未必能就这种真理要求什么达成一致意见，但他们也不能完全置身于真理施加的责任之外。所有的集体行动最终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并由个人承担责任。在普遍不公的情形下，人人有责：不但发明虐行的人及其追随者要承担责任，那些出于懦弱、冷漠或者单纯的懒惰而袖手旁观的人们也要承担责任。任何人（包括作者本身）在面对少数人的暴行时显得麻木不仁，也是一种同谋：

“我们每个人都对促成这个时代的堕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些人贡献了背叛，另一些人贡献了不公正、不信教、专横、贪婪、残酷，这些随他们手握的权势大小而定；而无权无势的人则带来了愚蠢、虚荣、懒散，我便是其中之一。” ——《随笔集》第III卷，第1篇

因此，读完《蒙田的政治学》后，我的想法有一点改变。蒙田的确有所不言，但他只是对某个可能会给他带来切身灾难的个别事件保持沉默。他并没有在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含糊其辞，更没有助纣为虐、指鹿为马。他有信仰，既知道那个信仰存在缺陷，也坚持某些自己选定的底线。他最独特的地方，是越来越不把自己当成拥有道德制高点的知识分子（试比较《随笔集》的第一卷和第三卷），越来越成为一个介入的旁观者——一边寻找可以合作和妥协的人，一点一滴地改良所在地方的政策和福利，一边笔耕不辍，在塔楼的书房里反思理念和付诸行动的差距，在破旧的礼拜堂里维持自己和上帝的私人对话。更重要的是，他打破了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界限，打破了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界限，愿意和任何一个有平常智力的人对话，在理性所能把握的范围内开放地讨论什么才是好的信仰，以及讨论这样的信仰如何落实在人类的生活中——无论是牵连甚广的政治活动还是个人琐碎的生计。因为蒙田始终在思索流行的原则和教义是否符合当前的社会生活，并诚实地根据思索的结果来调整他的私人生活，所以即使他有所隐瞒，仍然能够触动我们，激发出那么一点反省和调整的意愿。

蒙田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民生凋敝的时代，虽然蒙田全力支持新教徒亨利四世当上了国王，这位国君却没有全然接受蒙田向他提出的荡除司法积弊、缓和社会矛盾的建议。蒙田死后数十年，法国经过两代名相（絮利、黎塞留）的经营，逐渐恢复了元气，进而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治下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制度，终于迎来了傲视欧洲各国的“盛世”。路易十四更遣使出海，与清朝的康熙帝互致国书和奇珍异宝，惺惺相惜。然而，王朝一味追求奢华和国威，从来没有认真处理过司法腐败和第三等级不堪税负的问题，这种施政在路易十五时期达到了顶峰，而这位国王的名言，便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及至等级矛盾已无丝毫回旋余地之时，即便是颇为勤政爱民的路易十六，也无法避免大革命的爆发，他也因身负祖宗罪孽而被押上了断头台。而为这场大革命埋下伏笔的启蒙思想家们——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罗德——无一不曾从蒙田的《随笔集》里汲取养分。就这样，蒙田不曾为国君所接受的建言，在死后两百年，由他所一直青睐的“中等阶级”改头换面，写入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宪法。

如果站在蒙田的角度看《盛世》，“为什么做知识分子不能少批评多合作”的问题和“为什么老百姓就不能只过好自己的日子”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问题：作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阶层的个体，你是否意识到其实大家都紧密相连？如果你不关心那部统治机器怎么对待你的邻人，那也许是你从来也不关心你的邻人。出于自保，人可以在某条高压线前止步，但不应自欺欺人，以为体制的滥权无关紧要，放弃审视在“国家利益”的口号下逐渐构筑起绝对控制的种种政策。同时，人也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一切不公的都归咎于体制，认为自己只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无视、甚至参与在每一个角落里都可能出现的弱者对更弱者的压迫。除非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所实际发生的作用，承担起道德上的责任，否则人们以为上帝许诺了的天堂/末日审判，或者“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最好的一个”盛世，绝不会以人们设想的方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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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法国宗教战争期间，信奉天主教的王太后卡特琳为了维系国内和平，决定将女儿玛格丽特嫁给信奉新教的纳瓦尔国王亨利。婚礼于1572年8月18日举行，新教显贵奔赴巴黎庆贺。22日，天主教阵营的首领乘机刺杀新教阵营的首领，却未能得逞；云集巴黎的新教徒闻讯后群情激愤。太后担心新教徒在首都闹事危及王室，威逼国王查理九世下令，在23日（即圣巴托罗缪节）的夜晚血洗聚集在首都的新教徒，造成三千多名新教徒被杀。其后类似的屠杀在法国各地发生，全国估计有二万多名新教徒被杀。

我一直期望，有名望却正直的知识分子能站出来，为汶川人祸的死难者说句话。今天我用自制的引擎搜索，终于看到艾晓明教授说话了，一如当初她为孙志刚说话。

我的学习和生活还是处于overdue状态，本不该管这些闲事，无奈按捺不住，还是想冒个泡，解解胃气。艾老师的观察条分缕析，耐心而精辟，于是我今天就破例一次，全文转贴他人的文章（粗体是我加的），权当年祭的纪念。如果有人希望了解地震一周年来政府到底吸取了哪些教训，却失望地发现凤凰卫视正在用台湾腔向“全球华人”复述着中央一台的大局观，那么，你不妨听一听下面这种精到却不自许专业的声音，此后还可以运用聪明才智去寻找相关的信息源。我还转帖了一个市民的申请说明书，好让有兴趣的人尝试做做。待我腾出手来，我是会做的，不过这跟我的研究无关——我的研究对象早已令我失望，唯独这些刁民和NGO的执着，还给我心目中那点微弱的火苗添加着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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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调查结果 公祭遇难学生

——政府应该发布有关震区每一所校舍垮塌学校建筑质量调查报告并公祭遇难学生

作者：艾晓明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0f79650100d0x5.html

今年4月14日，国新办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权保障，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一行动包括“高质量地恢复、重建中小学校”以及“尊重遇难者，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员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

我对国家人权行动中这些庄严的承诺充满期待，我认为，去年5·12大地震发生之后，面对大量校舍倒塌、成千上万儿童遇难，国务院以及中央政府表现出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震区多次亲临垮塌学校，包括北川县北川中学、都江堰新建小学、聚源中学、青川县木鱼中学等；对学校建筑质量存在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是第一现场的目击证人。也正因为如此，媒体向全国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第一、国家已经派出专家，对垮塌学校的建筑质量进行调查；第二、对于倒塌校舍背后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将从严查处，决不姑息；第三、会给社会一个满意的交待。

5·12地震过去即将一周年，人们遗憾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一份有关灾区垮塌学校建筑质量的专家调查报告得到公布；公众不仅难以查询到某一学校垮塌原因的详细信息和鉴定结论，而且也不了解这一调查过程到底持续了多久、经过了怎样的程序、是由哪些单位以及责任人实施的。

5·12地震中校舍倒塌，学生遇难，这场景惨绝人寰，是中华民族在2008年经历的一场大悲剧，经由电视画面的直播，令所有人刻骨铭心，至哀至痛。为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为给灾区校舍重建提供科学依据、为避免悲剧的重演，公布每一个垮塌学校的调查结果，至关重要；它是给所有遇难学生亡灵的一个交代，是对遇难学生家长内心创痛的舒解（甚至有可能预防如董玉飞、冯翔等家长不堪丧子之痛而自杀这类震亡次生灾害），它更是一个警示：中国将切实杜绝、永远杜绝校舍建设的豆腐渣工程。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郑重要求，有关部门公布以下信息：

1. 政府各部门一共派出了多少专家去灾区调查垮塌校舍的建筑质量？

2. 这些专家来自哪些部门？例如，每所垮塌学校的专家组是由哪些部门、哪些专家组成的？

3. 这些专家在具体工作的垮塌学校考察了几天？全部调查过程为多少工作日？

4. 调查结果是什么？具体到每所垮塌学校，其导致垮塌的原因是什么、与地震烈度、建筑结构、质量是什么关系？

提出这些问题的依据如下——

第一，据报道，地震开始后不久，国家和四川省等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700多位专家，对震后的房屋损毁进行全面调查，其中对学校的垮塌调查被列为重中之重。建设部高层官员于5月28日探视了从灾区回来的专家，听取汇报后，为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即将派遣的第二批专家主要任务是对倒塌房屋进行科学鉴定。到2008年9月4日，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院士在国新办答记者问时说：建设部门专门派出了两千多位专家到灾区进行考察。仅建设部一个部门就派了这么多专家去考察，可以说，这个调研工作有广泛的专家参与的；那么，作为公民，我们有权利要求政府，敦促这两千多位专家，对他们所调研的每所学校其垮塌原因做出具体解释。

第二，人们也看到，四川地方媒体数家报纸在2008年6月25日同一天登出了同样内容的报道，标题为 《地震是毁房罪魁 幸存者应理性看未来》, 对于校舍垮塌的原因，这是一篇定调文章，代表了政府部门认同的结论性意见。然而，出席6月24日由成都市社科院召开的“地震灾害与房屋建筑安全”研讨会的只有二十余位专家，除去其中的地震学、法学专家外，建筑学专家不足二十人。那么，这二十人的意见足以代表建设部门派出的两千多位专家吗？他们的意见，能够作为这次垮塌学校建筑质量的结论性意见吗？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的代表性是如何产生的、经历了什么样的程序呢？

第三， 就在这次关键性的研讨会召开的一天之前，即6月23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駇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切结论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这次地震造成学校垮塌，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我想如果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学校在设计或者施工当中存在着违法问题，一定会依法作出处理。对背后涉及到的贪污贿赂问题，我们也将严惩不贷。”如果四川方面明显已有专家结论，为什么没有及时向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汇报？而在之后9月4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院士就有关校舍垮塌对记者的回答依然是：“我们还在仔细地思考和调查这个问题。调查的目的，就是想要在重新建设学校，以及其他公益性的建筑，应当提高我们对它的认识。”那也就是说，直到地震发生的三个多月之后，调查也并没有结束。那么，对每所学校垮塌教学楼的调查究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一共持续了多久？所有的调查报告，打算何时公布于众呢？

近期在艾未未先生发起的公民调查网上，我看到《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信访和群众工作局关于遇难伤残学生家长上访反映问题的解答意见》，其中，就家长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教学楼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要求进行鉴定”，政府部门做出的解答是这样的——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省政府书面邀请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设计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以及省内的一些权威部门，对地震灾区的一些学校和其他重要设施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调查分析后的结论性意见是：这次“5.12”汶川特大地震，地震级别高，强度大，是造成学校受损和其他一些设施受损的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地震灾害带来的实际破坏烈度普遍大于当时所有灾区学校设防烈度的1到2度。根据专家测定，北川地震烈度高达11烈度强，超过了当时建筑设防7度以上5度，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有些设施的地理位置不一样，地震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方式不一样，一些学校、医院和公共文化设施受损程度不一样，但是科学研究部门和权威部门的结论意见是一致的：地震是造成这次灾害，包括学校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工矿企业等受损最主要的原因。为此，四川省建设厅已有明确规定，对“5.12”地震垮塌房屋一律不进行质量鉴定，只对未垮塌的房屋进行“可以使用”、“不能使用”、“加固使用”等鉴定。

看到最后两行，我大吃一惊，冒出一身冷汗。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政府以及四川省政府官员对外发布消息时一致说，垮塌校舍的情况正在经历调查；但从未对外发布说：“对‘5.12’地震垮塌房屋一律不进行质量鉴定，”那么，这里说的四川省建设厅的这一“不鉴定”的规定，是从什么时候发布和实施的？它是否经过国务院、建设部、教育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预防腐败局等一系列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具体来说，不鉴定意味着什么？是指调查结束已有结论、还是不必调查、不做结论？如果调查已有结论，为什么一直未向公众公示，并接受公众的讨论和质询呢？

值得注意的还有，上面说到的“一些权威部门”，对地震灾区的“一些学校和其他重要设施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我要问的是，仅仅对“一些学校”受损情况的调查，是否能说明所有学校受损情况和原因？换句话说，对“一些学校”建筑质量的调查意见，如何能适用所有学校垮塌建筑？

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还在于，地震部门目前已经公开了5·12大地震的烈度图，而四川全省的垮塌学校分布，并非都集中在地震烈度最高的地区；更不必说，即使在垮塌学校内，同样有屹立不倒的校舍。这表明，每栋教学楼倒塌原因是不一样的，即使都和地震有关，也不能一概而论。仅以什邡市部分垮塌校舍的情况为例，根据《财经》记者报道：“此次地震中发生垮塌的红白小学教学楼、蓥华仁和小学教学楼均为市教育局计财股自行找人设计；湔氐中学使用的是通用图，具体哪一套图纸不详；由于上述教学楼均系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工程，教育系统为节约经费，均未作地质勘查。”

这里的“未作地质勘察”，任何一个略有建筑学训练的专业工作者都知道，后果何其严重。在完全不考虑地质条件的情况下建房，它与校舍倒塌的结果是什么关系？它与进行了地质勘察的校舍建筑，可以不加区别吗？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混淆是非，灾后重建如何确保实施《国家建筑管理条例》之“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希望公布每一所发生了教学楼垮塌（包括学生宿舍楼垮塌）的学校其建筑质量调查报告。为什么呢？让我以前述北川县县委县政府文件为例。在这份给遇难学生家长的解答里，引述的答复与家长所提问题明显是有出入的——

答复里说的是：专家们对“地震灾区的一些学校”的“调查分析结论性意见”；但是，请注意，北川家长所要求的不是地震其他灾区、不是这些地区的“一些学校”，也不是其他任何学校，而是对北川中学垮塌教学楼进行质量鉴定。毋庸置疑，北川震害严重；由此可以推论，北川中学的垮塌教学楼，纯粹是由地震引起，其中不存在任何有关建筑材料和施工质量的问题；但是，假设与推测不能代替事实，也不等同于调查结果。惟有公开、公正和科学的调查研究，上述推测才能得到论证，形成有科学价值的结论，并且产生公信力。

然而，根据这份文件的回答，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里可能隐藏着一个我不敢相信的、危险的、甚至是爆炸性的结论：北川中学的垮塌教学楼，没有经过任何建筑专家的质量鉴定！并且，根据四川省建设厅“不鉴定”的规定，它也不可能再得到质量鉴定！我接下来的一个推论是，建设部派出两千专家到四川调查房屋倒塌，居然没有一位专家去过北川中学做鉴定？！如果连北川中学这个造成了一千三百多学生遇难的特大校舍垮塌个案都没有得到调研，专家们“地震是毁房罪魁”的结论，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

目睹北川中学垮塌悲剧，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在去年的5月23日上书四川省委宣传部及2008奥运火炬传递四川组委会，请求转让其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说：“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积极对校舍倒塌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还没有积极对悲剧责任主动调查取证，更没有积极对死难者家属道歉”……“孩子们的亡灵需要一个说法，家长和整个社会期待一个说法。”

时间过去了整整11个月，5·12周年祭即将来临。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已经公布实施的今天，在垮塌校舍建筑质量开始调查即将一周年之际，我想重申林强的观点，真相比荣誉更珍贵。不久前，什邡市政府提出，将要在5月11日发起“地震宝宝抓周祈福活动”，同时倡议成立“国际受灾儿童纪念日”。响应这一倡议，并且，和这一倡议更为契合的活动应该是，在这一天，公布每一所有垮塌校舍学校的建筑质量调查报告，并公祭遇难学生。

200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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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中學豆腐渣證據確鑿

2009年5月12日   来源：http://www.mingpaonews.com/20090512/mra.htm

【明報專訊】四川地震死難者之中，最使人揪心的是埋屍瓦礫的5335名學生，許多人見到那些像鐵絲一樣的鋼筋混凝土樓板，都說豆腐渣工程殺人，官員除了奢言「一查到底，絕不手軟」，根本就沒有行動。其實若官員認真追查是否存在豆腐渣工程，有何難哉！現成就有一個血的案例，就是北川中學一幢教學樓在地震時粉碎性倒塌，只要按施工圖則和結合現場的樑柱、樓板坍塌情，就不難找到答案。

新校舍整幢垮塌，舊校舍完好無缺，為什麼？

關於四川地震公共建築質量問題，四川省官方的口徑是「除了高強度地震作為不可抗力，大規模校舍垮塌的問題出在建築設防標準，規範存在不足，這就不是哪個人的問題」。這是四川省司法廳長劉作明的說法。這個說法論據空泛，不可能取信於民。因為現實是：災區許多學校粉碎性垮塌，頃刻間奪去大批學生的性命，但是同一學校的一些校舍，只是輕微損毀或完好無缺。北川中學就是如此。

北川中學在地震中，據民間統計最少死了1300名學生，絕大多數是埋在 2003年落成的教學樓的瓦礫之內；而北川中學約在1999年落成的另一幢教學樓，在地震中只是天花脫落而已；另外北川中學在上世紀70年代建成的校舍，更是完好無缺。同樣一所學校，不同時期建成的校舍，在地震中損毀程度不同，說明了什麼問題？起碼「高強度、不可抗力」云云，並不適用於北川中學的所有校舍。然則，北川中學的教學樓為什麼會粉碎性垮塌？

偷工減料的「人禍」遇上「天災」是奪命真兇

地震之後，家長取得北川中學的施工圖則，據3名工程師(其中一人曾到現場勘察)按圖則和結合現場的樑柱、樓板坍塌情况或圖片所顯示，他們歸納出北川中學豆腐渣工程，包括以下6種情况﹕

一、圖則本就「畫得很差」，例如每條橫樑設計長達21米，分成7段，原本必須明確標示每段接駁位加固支撐，但是圖則付諸闕如，地震時橫樑整條塌下；

二、圖則要求每條螺紋鋼筋直徑2.2厘米，但是塌樓鋼筋只有直徑1.6厘米，使校舍受壓能力只餘30％；

三、圖則要求每條石屎【注：即混凝土】柱箍筋間距應為10厘米，但是現場石屎柱間距部分達20厘米，承受震盪能力大減，只能抵禦3至4級地震；

四、兩條螺紋鋼筋接駁交疊位須逾80厘米，但是現場發現大部分僅交疊3厘米；

五、按標準，混合水泥石塊大小不能超過直徑2厘米，但是現場石屎內竟有10厘米直徑廉價石塊，嚴重削弱水泥黏合力；

六，橫樑鋼筋須屈曲成直角，伸延入石屎柱84厘米，使樑柱緊緊結合，但是現場發現大量橫樑、石屎柱零星四散。

上述情况，除了第一點涉及建築設計水平，其他5點都涉及懷疑偷工減料，鋼筋數量較圖則規定的少，加上鋼筋位置不對和粗度不足，都嚴重影響教學樓的結構。曾到現場勘察的香港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朱濤表示，「可以肯定北川中學的實際施工與圖則嚴重不符，但是不符合之處究竟有多少，需要政府詳細調查才可下結論。」北川中學能夠抵禦幾級地震，朱濤表示在無實地逐一及全面查看物料下，無法判斷，但是他認為若完全根據圖則施工，北川中學應可抵受去年地震的烈度，學校只會出現裂痕，不會整幢塌下來。

由北川中學實際施工與圖則嚴重不符看來，高強度和不可抗力並非教學樓粉碎性垮塌的原因，偷工減料的「人禍」遇上「天災」，才是奪去最少1300名學生性命的原因。當四川官員誇誇其談「天災殺人」之時，又如何面對這個鐵一般的事實。

勿打壓家長維權人士了  無良建築商又建新豆腐渣工程？

據知，這份施工圖則，去年11月已為有子女遇難的北川中學的家長取得，身為施工老闆(包工頭)的家長立刻看出資料隱藏的工程問題。家長把施工圖的掃描件交給四川省公安廳，豈料翌日卻被8名警察帶走，並威脅說這是國家機密，如果把圖則泄露出去，就是泄露國家機密。警察沒收了施工圖，還有許多遇難學生家長因希望「討個說法」被傳喚。

其後一名志願工作者王笑冬拿到施工圖則複印件，他表示已經傳遞到中紀委，不過至今並無回音，反而遭受四川公安人員追查。王笑冬透露自己現在流亡各省市，並收到死亡恐嚇，有人聲言「2000米以內可以殺死你」，使他的安全岌岌可危，父母妻兒都大受滋擾。

四川當局對於民間要求徹查豆腐渣工程的人士，一直予以打壓，有家長被監控，有維權人士因此「失蹤」或被拘等。四川當局寧願花大力氣去鎮壓、迫害「搞事者」，就是不肯認真面對證據，也根本不去調查。例如北川中學的施工圖則一事，四川當局早已知之，如果那句「一查到底，絕不手軟」是真的，官員們對此也應該給個說法吧，而且，不要再迫害、打壓家長和維權人士了！

去年四川大地震的強度，與樓房倒塌並無必然關係，從北川中學的實例看來，偷工減料導致施工質量低下，建成豆腐渣樓房，才是樓房垮塌的根本原因。只要四川當局把倒塌校舍所用的鋼筋和水泥報告拿出來，就能夠一目了然。事情其實很簡單，操作容易，四川當局就是不做，使死難學生家長冤屈無處申訴，而建築豆腐渣工程的無良建築商，卻在一旁偷笑，或許在數以千億元計的重建中，他們仍然承擔工程，正在興建一些新的的豆腐渣工程。

我們希望中央責成四川當局痛改前非，認真處理豆腐渣工程問題；如果川官繼續隻手遮天，中央應該派人徹查真相，追究責任，則那些學生才不致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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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公民（二）：“依申请公开”

作者：王荔蕻   来源：http://www.chinatransparency.org/newsinfo.asp?newsid=36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已经一年了，很惭愧，昨天（2009年4月28日）我才第一次行使了这一项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知情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一条，说：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

        依据第二章　公开的范围
        第九条　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本人特依申请公开：512死亡学生名单  

        2009年4月28日，我给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地震局、民政厅分别发出了要求公开四川省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中死亡学生总数及名单的申请。
做法如下：
        1、 首先点击四川省政府网站，
        2、 寻找“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点击“依申请公开”，
        3、 按要求填好申请人姓名、证件号码、通讯地址等信息，
        4、 然后点击您所要申请公开的单位，比如四川省教育局（一次只能点击一个单位，如要问多个单位可重新填一个表，我昨天填了三个表），
        5、 在“所需信息的描述”一栏中我填写的是“四川省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中死亡学生总数及名单。
        6、 在所需信息的用途中我填写的是“公民知情”。
        （并不是要大家全都去四川政府网站，举例而已）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可点击下载：http://www.gongmeng.cn/sub_r.php?zyj_id=2363
各地各单位的网页可能略有不同，但大致差不多，应该都有“依申请公开”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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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如果想了解一下怎么样在自己的省内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了解一下本省的父母官在上一年怎么样“狠抓落实”信息公开工作，我的另一个博客上有一个简陋的导航。虽然放在这儿有买广告之嫌，但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权利，也算是我始终未放弃的一个梦想吧。

路终究是人走出来的。

译事将毕，再加上近来略为看了些描述16世纪的西欧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的资料，就在这里草草贴一下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一些东西，权当图个乐子留念。

因为自己翻译的书讲的是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的政治思想，所以先看看他是怎么一个人，他又是怎么看待当时的法国和欧洲社会的吧。

蒙田是读法律出身的（又一个不好好念法律跑去搞文学的），在波尔多高等法院当过若干年推事（他的级别也就相当于助审员），不爽，就卖官归田，躲在祖宗留下的城堡里写书，创造出一种叫随笔的新文体（当时流行的著作风格是博丹、马基雅维利等牛人写的论文体，厚得能砸死人，长得能憋死人）。这一百零七篇随笔后来结集出版，变成了欧洲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随笔集》。他是个天主教徒，却认为凡人的美德最为重要。他对当时法国人为教义问题打了三十年战争深感不满，对天主教和新教两边的狂热思想都敬而远之。为了结束这场不必要的战争，他默默地参与斡旋、调停，赢得了两个敌对阵营的领袖的认可，被选为波尔多市长，任内竭力保证一方的平安，也因为没有宏伟突出的政绩而受到讥讽（不过他从未把这些讥讽放在心上）；他还支持信奉新教的亨利当上法国国王（当然，亨利在登基的前一刻皈依了天主教），因为他相信这位王子有统一分裂的国家的魄力和平复人们心灵创伤的好心肠。正是因为蒙田在文章中表现得不温不火，在政治立场上力主调和，在教义问题上不置可否，他逃脱不了被误解、指责和谩骂的命运，帕斯卡、卢梭等自诩有鲜明立场的人并不喜欢蒙田，而罗马教廷在17世纪也查禁了《随笔集》。不过，宗教的狂热和政治的阴谋终究被历史抛弃，而蒙田的书却穿越了四百年，不仅为孟德斯鸠、尼采、茨威格、爱默生等人深爱，更停留在许多普通人的枕边，被誉为善良人的“软枕头”（《随笔集》的首个完整汉译本在1996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2009年3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新译本；2009年2月，法国又出版了以现代法语重新“翻译”的《随笔集》）蒙田留下了一句促人反躬自省的名言：“我知道啥？”（Que sais-je ?），而经常表现得高傲、散漫的法国人则以他的这句名言为国内最著名的一套百科读物命名（即成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现已出版1300多种）。

首先，蒙田对法国的法律很不满：

“在[推事]这个职位上，他有充分的机会体验到现有的法国成文法体系以及法律传统的弱点，并且可以观察到它们在解释和适用中的缺陷。……首先，法国有太多的法律，似乎立法者在执行一个疯狂的计划，想为每个具体的案件——它可能发生在我们的世界里，以及“发生在所有伊拉斯谟想象中的世界里”——创设一条特别的法律。可想而知，即使制定成千上万条这样的法律，也不足以调整“无限多样化的人的行为”；而且，这些法律大多是过时或者多余的，有些则彼此冲突，它们又全都使用格外隐晦的术语，以至于本来足以满足各种需求的法语，在起草诸如遗嘱或者契约这样简单的文件时却变得含糊不清，晦涩难懂。总之，法国立法的情况是那么的可悲，生活于其中还不如生活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里。”[冯塔纳：《蒙田的政治学》，2008]

其次，蒙田对打着“为正确的信仰而战”的旗号发动和参与战争的人也很不满：

“[使这场宗教战争变得史无前例的，]不是新教信仰的传播（在此前的数十年里这已司空见惯），也不是多次的造反和随之而来的凶残镇压。 史无前例之处，在于各种各样的潜在矛盾——社会的、经济的、领地之间的、王朝内部的以及国家机关之间的——都被迅速地吸收到宗教战争之中，套上了单一的形式，套用着特殊的辞藻。”蒙田的矛头指向当权者。“那些利用手中的权力与特权来镇压不幸者的人：贪得无厌的官吏、肆无忌惮的法官、报复成性的贵族、狂热的宗教领袖、骗人的统治者、无情的殖民者。这种人会高兴地以莫须有的罪名吊死一个农民，却从不劳神去调查他是否犯了罪；他们乐于拷打那些不幸的仆人，因为这些仆人在忠于主人之外还听信了新的异端邪说；他们还会把那些自信拥有魔法、并不妨害其他人的疯子活活烧死。他们会以保证安全为由，哄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抛弃家园和财产，却让他们葬身于大海的木筏上，葡萄牙国王就是这么做的。或者，他们会像卡斯蒂利亚国王的臣公所做的，愿意为了珍珠和香料的贸易而屠杀和奴役整个国家的人民。蒙田相信，就像伊拉斯谟此前相信的那样，宗教战争时期，法国人乃至整个欧洲社会所经历的危机，主要归咎于统治阶层的缺陷。神职人员的腐败行径令宗教在许多人的眼中声誉扫地，从而使人们受到狂热分子说教的影响和遭到煽动者的操纵。司法阶层的贪婪和偏私摧毁了大众对法律和公正的信任。冷酷、缺乏教养的贵族阶层除了一直接受战斗的训练外，一无所长，他们的残暴习性正在把欧洲变成一个巨大的封建黑社会。”[同上]

因此，和许多对现实不满而希望从域外取经的知识分子一样，蒙田也把眼光投向了欧洲之外。一方面，他从“征服美洲”的西班牙朋友口中知道了各种土著和原始部落的故事，他觉得，同这些大洋彼岸的土著出自天性的野蛮相比，欧洲社会人为造成的暴虐更加可耻；另一方面，为了寻找一个制度更文明、思想更开放的国度，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在他眼里，中国是“一个被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法律和习俗统治的繁荣兴盛的庞大帝国”。他饶有兴味地说：

“在中国，在这个很少与我们交往，对我们并不了解的王国里，它的政府体制和艺术在一些杰出的领域内超越了我们，它的历史告诉我，世界之大、之丰富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所无法深刻了解的。在中国，国王派遣到各省巡视的官员可以惩罚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的官吏，也可以极慷慨地奖励忠于职守为官清廉的官吏，而且奖惩都可以超越一般的方式及官员职责规定的范围。巡视大员去省里不仅为确保令行禁止，也为获得利益。”[蒙田：《随笔集》（III, 13）]

蒙田生于1533年，1572年开始写作，1592年逝世前还在增补已经出版的三卷书。他的创作时期恰好是中国明朝的万历年间。当时，以天主教耶稣会会士为主的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而不少葡萄牙殖民者在东南亚殖民地，通过接触生活在当地的华人也开始了解到中国的信息。蒙田与耶稣会士过从甚密，因而很可能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故事。1586年（也就是著名的万历十五年的前一年，万历十四年），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汇总了多种入华传教士的报告以及西方出版的各种游记，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这是西方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历史的书籍。据研究蒙田的学者称，蒙田在随笔中对中国的描述，其资料应该就是来自于这本《中华大帝国史》。而据《蒙田的政治学》一书的作者称，蒙田的随笔可说是揭开了欧洲近现代知识分子迷恋中国文化的序幕，其后的整个十七世纪，启蒙知识分子（尤其是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一方面对欧洲社会制度极度失望，大肆贬低欧洲的文化，另一方面却把中国当成了在制度上更为优越、在文化上更为灿烂的榜样来膜拜。

可是，蒙田并不清楚，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也有着与欧洲类似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叹的异曲同工。

首先，“中华大帝国”一样有着密布却僵硬的法网：

“以君主为首的统治集团必须通过颁布诏敕、官文书指挥全国各地政务。越往后代，这些诏敕、官文书数量越庞大，而且千头万绪、千差万别。……如在宋代，“因一言一事，辄立一法”，以至有关官员“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宋史·刑法志》）。直到清代，群臣依然在呼吁“中外薄书太繁”（《清经世文编·吏政一》）……实际上对这些“法”，[一地之]官员……以一人之身势难周知，[更何况]官员不能久任，需要经常调动。”[祝总斌：“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载马克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1997]

其次，尽管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宗教纷争（虽然有中央政权镇压白莲教等半宗教半政治的武装叛乱的事情），但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现象在每一个朝代比比皆是。在政治制度上，几乎每朝的下半叶，君主统治集团都逐渐失去了控制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的能力，而这个上骗中央、下欺百姓的集团（或者说阶层）就像无头的利维坦，吞噬着一切，最终也葬送了自身。每朝到了末年，君主即使勤政自惕，也无法挽回失去民心、被臣公架空的定局。吴思针对这种现象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崇祯死弯”。在思想学术上，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落幕后，秦汉至南北朝，人们在思想上尚有不断的推陈出新之举，同时，佛教的传入，也激发了儒家、道家的被动应战；但自唐以降，中国的文官与士人作为一个集团似乎失去了创造新思想以解释新现实、引导新实践的动力，反思制度与文化的能力日益凋萎。还是以明万历朝为例，张居正为了革新吏治、舒缓财政危机而改革，试行考成法、一条鞭法，无奈受到业已根深叶茂的文官集团的牵掣，改革终究失败（同时期的法国，宗教战争爆发前，掌玺大臣洛斯比塔尔推行的司法改革亦告失败）。主张“大历史观”的黄仁宇，为他的《万历十五年》安了一个反讽式的副标题：“毫不起眼的一年”；但其实，正是以这一年为代表，明朝的各项制度都已进入尾大不掉的腐化期，一切革新的力量（在书中以张居正、戚继光和李贽为典型）都无法令它起色；终于，在经过援朝抗日、宫廷政变等消耗甚大的事件之后，由农民开创的大明朝在内忧外患之中落下了帷幕。

也许可以这样总结吧，就在蒙田对“黑暗的”欧洲深为不满、满心羡慕地以“繁荣的中华大帝国”作为比照时，这个大帝国本身也处在某种黑暗的迷雾之中。

有一种我们并不陌生的观点，认为中欧社会结构各异、思想根基不一，如果有类似上述的管治失败情况，也只是病症上的相似乃至巧合。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的话，人们可以得出两种结论。第一种是互补论，即两者病根不同，也许移用对方的制度刚好可以互补，例如取彼方之分权以补此方之专制病根，取甲方之中央统制而补另乙方之市场混乱云云。第二种是无用论，既然病根不同都可以造成相似的病症，那么对方的药方肯定是不管用的， 还是应该自主研发，至少死在自己人手里没有死在夷人手里来得冤。孰是孰非，小文实在无力承担如此宏伟的问题，只想说，反思自己和学习别人，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也从来就是充满着失望和沮丧的事情，无论是学富五车的伟人还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凡人，都得忍受这个局面。也许不必过分抬高别人、抬高他国的经验，以为能包治百病；但也许也同样不必以别人、他国也不过尔尔为由，固步自封、自欺欺人。因为，但作为理性充满缺陷、感情变幻不定的人，除了反思自己和学习别人，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最后，来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故事。

写了《农政全书》的明朝大科学家徐光启，结识了深受万历皇帝喜爱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因为深深地被利玛窦的才学和品德所折服，徐光启皈依了天主教。这位对现实不满、期望一个理想世界的科学家，“对自己的信仰非常自信。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有三个办法可以验证他的说法，其一，让传教士把西学的书翻译出来，然后请天下的儒生来研究，如果这些书是旁门左道，自己甘愿受罚；其二，让传教士和中国寺院的大师、道观的天师们论战，如果传教士“言无可采，理屈词穷”，立即将他们赶走，自己也情愿受罚；其三，在信天主教的地方作一个调查，三年中看犯罪的人里有没有教徒，这样就可知天主教究竟是好是坏。” 而传教士向中国士大夫阶层描述的西方世界，也令徐光启受到了误导，并产生了程度更大的误读。他认为，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西洋各国“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长治久安如此。然犹举国之人，兢兢业业，惟恐失坠，获罪于上主。则其法实能使人为善，亦既彰明较著矣。此等教化风俗，虽诸陪臣自言，然臣审其议论，察其图书，参互考稽，悉皆不妄”。[张西平：《跟随利玛窦到中国》，2006]

还记得蒙田是怎么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