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汶川，地震骤然降临，生灵涂炭，尤其是在号称抗震能力达标的校舍中的孩子。未及两年，玉树地震又骤然而至，同样有刚刚通过安全鉴定的校舍倒塌，众多孩子因而蒙难。 国人最重形式。汶川地震两周年忌在一片气象昇平、面向未来的氛围中展开。多么熟悉的气息，选择性的记忆，也是选择性的遗忘。若仁者关心教训是否得到吸取，责任是否受到追究，则或苦于无全面而真实的消息，或苦于探究真实消息的后果。有如公民调查的成员，发出113份要求公开倒塌校舍质量和善款使用情况的申请，悉被回绝，各级机关，自中央民政部至县教育局，划一回答，此类信息与尔无关，不必公开。有如《明报》记者，亲身调查发现灾后重建房又有豆腐渣，查诸当地要员，旋即被警车押回成都，亦遭赴港展示重建成果的四川官员矢口否认。更有犯有司之嫌而身陷囹圄者。凡此种种，莫不令人为逝者哀，为存者痛，为下一场不知何日降临的天灾与人祸而担忧。 既非亡者亲友，也非受苦受难，却同处无知之幕的阴影之下。若人不求体制之公平对待每一个体，作壁上观，则勿怪他日不公骤然及身，无复旁人呼号救济。 扪心自问，眼下没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但试着对抗遗忘是可以做到的。艾未未及公民调查团队的志愿者，和近千名twitter合作，录制了献给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声音作品《念》，由每位参与者念出和自己名字相近的名字，共5212个，时长3小时40分22秒，为冰冷的、被掩埋的名字填上一点点人性的体温。纵然力微，却在这个容易满足于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古老国度，第一次竖起了一幅用心寻找不幸同胞、记住平凡逝者的声音纪念墙。也许参差的声音不那么完美，但那连绵的、认真的、带着各地口音的念诵，能令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浮现在听者的眼前，其情其心，读者可自行体会。 介绍文档：http://is.gd/c4Cwb在线播放：http://is.gd/c5YV5 [More...]

和朋友合译的《蒙田的政治学》终于出版了。初尝译事，冷暖自知，但也有意外的收获。当时有一些感触，本想写到译后记里。但是，译者也是读者，只不过跟其他读者相比，和作品相处的时间更长一点，不应该僭越译者的权力，把散漫的私人见解夹带在书中强加给别人。于是，我改写了一篇介绍背景为主的译后记。 促使我还是提笔写这篇东西的，是陈冠中的小说《盛世：中国，2013》。 一、读《盛世》的零碎笔记 【以下含有可能歪曲原意的剧透，如果你有机会读到《盛世》，请暂时不要阅读。】 《盛世》的封面是亲切的中国红和正步向前的女民兵方阵。翻过这一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旗下的盟邦进入了“冰火期”——也就是紧接2009年短暂回暖之后的滞涨败局，而中国则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们的盛世已经降临。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洋溢在几乎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旺旺收购了星巴克，特饮“桂圆乌龙拿铁”畅销欧非拉；天语手机击败了iPhone，成为最受欢迎的电子阅读器。美术馆东街的三联总店里读者为患，历任《读书》的主编都放下成见，共同为成功的中国模式建言。“万圣书园”不在了，《南方周末》发文批判普世价值。北大的法律系有本科生立志加入领导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宣部，而在自称继承“五四”传统的名校里，有学者成立了面向政、企、军界才俊的读书班，从讲解施密特“分清敌我”的政治神学入手，传习精读西方和国学正典的治平理念。 主角之一是一个在香港出生、在台湾念书、在美国拿文学硕士的华人，先后当过台湾、美国和香港的报刊记者，在香港创办过杂志，写过剧本，带动过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最近十年居住在北京，和艺术先锋、资深学者、洪贾、政要多有来往，通晓两岸三地的华人心态，最终为大陆的强盛而感慨、感动。但是，因为迷恋一个追求理想主义的女人，让他一点一点地失去了满腔洋溢的幸福感。他渐渐发现，这种幸福感其实是不请自来的，仅余的没有感染过这种幸福感的人，竟是服用抗哮喘药的黑砖窑幸存者，吃抗抑郁药的下岗女工，轻度吸毒的天上人间小姐，精神偏执的麻烦制造者……倒是这些人，促使他一步步地靠近自己不愿正视的真相。 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大陆的，是香港的，还是海外的台湾和其他国家的，都躲不开对经济急速增长、社会基本稳定的“中国模式”表态，躲不开对跟这个模式相关的人祸、悲剧表态。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挣扎在各种价值体系的乱麻里，无法抽身，不管牵着哪一个线头，都没法为中国这个神秘的祖母量出一身得体的礼服（或者在一部分人的眼里，织出一件蔽体的衣服）。书的前半段，便是围绕这样的心态自嘲嘲他的，它试图勾勒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放弃思考和对“中国模式”表示臣服的大背景。主角在半嗨状态下说的一句话，可算是道出了这种无力感：“难道知识分子就要滚地雷？跟国家机器死磕？”。 如果问题到此为止，这充其量就是本自弹自唱的文人小说，但紧接着还有第二问：“我们用得着责怪一般老百姓失忆吗？应该强迫年轻一代记住上一代人的苦楚吗？现在大家的生活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既然连知识分子不愿独自承担着痛苦记忆的使命，普通百姓就更没有必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闲事了。小说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说明，“盛世”到来的条件，一是人们抓紧享受政府给的那90%的自由度，安居乐业，扩大内需，二是人们在经济危机之时对失去秩序感到恐惧，纷纷呼唤国家机器强大的“维稳”力量，三是人们主动忘却那些曾发生动乱的岁月，放弃对其根源的探究，从而让政府得以适时的“配合”，推行让人们充满幸福感的计划。身为知识分子的主角，和其他为揭露心目中的真相铤而走险的边缘人士，在这些听上去精深的原则和高妙的谋略面前，竟也底气不足，茫然不知出路何在。 这两条问题都出现在书的第136页。书的情节其实并非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但在琳琅满目的新词和让人会心一笑的种种影射当中，到处都散发着这些问题的味道。自然，小说不可能说出答案，但它已经言同代人所未言，足以让看多了和谐书籍的读者猛然一惊。 二、《蒙田的政治学》读后感 蒙田在洋洋洒洒三大本的《随笔集》里，没有对发生在他39岁那年的“圣巴托罗缪节惨案”[注一]表态。作为一个怀疑权威、提倡（至少不反对）宗教自由的思想家，却不提及这场集宗教压迫和政治镇压于一身的惨案，这让人们纷纷猜测蒙田的真实信念是什么，怀疑他的写作态度是否真诚。大概蒙田自己是不在乎这种议论和质疑的。他早就在书的序言里说过，他只为自己而写作，读者不必在他的书上浪费时间。他讨厌争论抽象的原则，不介意自己推翻自己的结论，他的想法是流动的。但如果他不介意在书中谈到自己的生理缺陷乃至性事，为什么要对这件“震惊法外”的惨案闭口不言呢？ 我以前的理解很简单，蒙田不说是因为他忌惮。他在法院当了那么多年的审判员，看惯了同袍吃完原告吃被告，屈打成招，以信仰和言论入罪，目睹着王室要求每一个法官宣誓坚持天主教至上，在裁判中贯彻教义方针，因此他知道惨案绝不会得到司法的追究。他担任政治特使多年，又做过两任的波尔多地委书记，深谙许多政治决策根本未经深思熟虑，有时是政治人物心血来潮之举，有时是迫于时势的结果，事后却总不缺文人自告奋勇，为之描上光荣和正确的光环，因此他知道惨案恐怕也是掌权集团惊慌失措之下的决策。但不管一切多么虚伪可笑、腐败不堪，御林军的长矛和宗教裁判所的绞刑架可是冷酷的，实实在在的。当局把很多东西当成了不容侵犯的尾巴，而惨案无疑是最敏感的那一条。他缄默，或许是想留更多时间和缪斯女神独处，或许是想保存更多的实力推动政体的变革和社会的改良。就此而言，蒙田（也）是个老于世故的人。 但冯塔纳——《蒙田的政治学》的作者——却提供了一种更复杂、更丰满的解读。她认为，虽然蒙田与大家一样，有难言之隐，但他和很多人不一样，难言之隐并没有妨碍他的是非判断，没有妨碍他在与这件惨案一脉相承的其他事情上抽丝剥茧、引人自省，尤其没有妨碍他批判“国家利益至上”、“为崇高目的可不择手段”之类的机会主义原则，没有妨碍他引用反面的史料来推翻那些僭称掌握了历史规律的专家的断语。而且，他还从同代人对惨案的反应中看到了盲点：让惨案发生和延续的，不但有政治势力、政治信念和政体上的原因，还有不同阶层利益冲突的原因，更有个人天性上的原因。和同时代那些心系国家富强、希望跻身国师的博丹、马基雅维利不同，蒙田早早地认识到，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幸福，光研究政治制度的缺陷、掌权者的贤与不肖是远远不够的，每个阶层都有难以克服的缺陷，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朝某个方向发展的发条。 首先，冯塔纳认为，蒙田既猛烈抨击当权者滥用权力，也强调要为危机负责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上层。统治精英们无疑犯下了双重罪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掌控着事态，能影响民众，更因为他们本该对危机了解得更清楚。但是，蒙田同样赞成他的好友拉博埃西在《论甘受奴役》里的观点：人们被奴役的原因是他们选择做奴隶，一旦他们由于缺少勇气和美德，放弃反抗而屈从于暴政，他们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只有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时才会有自由；只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政体，才是公正的政体。 其次，冯塔纳指出，蒙田的目光还超越了这种着眼于“统治-甘受奴役”的古典共和主义政治观，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检视“滥权-被压迫”的现象。蒙田不认为“统治”是某种政治体制特有的，相反，他把权力滥用描述为一切人类组织的缺陷：它出现在个人之间的关系中，也出现在家庭、社会团体、部落、民族以及帝国各自内部的关系中；它甚至延伸到物种之间的关系上，因为人类倾向于肆意支配动物以及它们的自然环境，且常常滥用这种支配。渴求统治他人并不是有钱有势者特有的恶习；即便是最谦卑、最不起眼的社会成员，也会压迫那些在他们眼里比他们自身更为弱小的人，就如父母虐打他们的孩子，小孩子折磨动物，或者身体健全的人加害残疾人和精神错乱的人。这些本能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内，与同样出于天性的同情心和怜悯感相持不下。因为法律对它们鞭长莫及，蒙田呼吁人们必须及早通过教育和言传身教加以根除。 从这些分析出发，冯塔纳反对给蒙田贴上非此即彼的标签——要么是保守主义者，要么是价值虚无主义者。她坚持，蒙田仍然拥有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情怀。不论人们怎样猜测他的个人宗教信仰，他面对残忍和不公时的出离愤怒和与此相对应的慈悲怜悯之情，是在《随笔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基督教精神之一。蒙田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公正的主题，揭露人类所有法律的局限与不完美，以及法律实际执行中的缺陷；但在揭示人类的规则与制度的不足之外，蒙田认为人们在面对巨大的暴虐时，仍然能够瞥见上帝的正义真理。他强调，尽管人们未必能就这种真理要求什么达成一致意见，但他们也不能完全置身于真理施加的责任之外。所有的集体行动最终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并由个人承担责任。在普遍不公的情形下，人人有责：不但发明虐行的人及其追随者要承担责任，那些出于懦弱、冷漠或者单纯的懒惰而袖手旁观的人们也要承担责任。任何人（包括作者本身）在面对少数人的暴行时显得麻木不仁，也是一种同谋： “我们每个人都对促成这个时代的堕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些人贡献了背叛，另一些人贡献了不公正、不信教、专横、贪婪、残酷，这些随他们手握的权势大小而定；而无权无势的人则带来了愚蠢、虚荣、懒散，我便是其中之一。” [More...]

我一直期望，有名望却正直的知识分子能站出来，为汶川人祸的死难者说句话。今天我用自制的引擎搜索，终于看到艾晓明教授说话了，一如当初她为孙志刚说话。 我的学习和生活还是处于overdue状态，本不该管这些闲事，无奈按捺不住，还是想冒个泡，解解胃气。艾老师的观察条分缕析，耐心而精辟，于是我今天就破例一次，全文转贴他人的文章（粗体是我加的），权当年祭的纪念。如果有人希望了解地震一周年来政府到底吸取了哪些教训，却失望地发现凤凰卫视正在用台湾腔向“全球华人”复述着中央一台的大局观，那么，你不妨听一听下面这种精到却不自许专业的声音，此后还可以运用聪明才智去寻找相关的信息源。我还转帖了一个市民的申请说明书，好让有兴趣的人尝试做做。待我腾出手来，我是会做的，不过这跟我的研究无关——我的研究对象早已令我失望，唯独这些刁民和NGO的执着，还给我心目中那点微弱的火苗添加着柴火。 ————————————————————————   公布调查结果 [More...]

译事将毕，再加上近来略为看了些描述16世纪的西欧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的资料，就在这里草草贴一下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一些东西，权当图个乐子留念。 因为自己翻译的书讲的是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的政治思想，所以先看看他是怎么一个人，他又是怎么看待当时的法国和欧洲社会的吧。 [More...]